新熊彼特理论-经济百科

新熊彼特理论(Neo-SchumPEterian Theory)

什么是新熊彼特理论

新熊彼特理论是以最近20多年来熊彼特创新理论、演化经济学、复杂性科学、系统理论等为基础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跨学科理论体系。该理论突出量变到质变、动态非均衡、产业经济分析，对产业、金融、公共部门及相互关系和作用的研究构成理论的基本框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和价格机制在一组限制条件下研究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相反，新熊彼特理论的视角是有限理性、创新机制、突破原有条件限制。新熊彼特发展通道描绘了创新和不确定状态下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政府在发展过程中的责任，因而该理论对我国实施产业规划和政策导向、高新企业孵化导向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熊彼特的创新是指“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由企业家推动，产品、工艺、市场、原料、组织等创新活动强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发展，创新引致的“创造性毁灭”导致了资本主义向新社会的转变。在熊彼特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熊彼特理论，其研究范围不仅涉及到经济系统微观层面的企业和企业家，而且涉及到中观的产业层面、宏观的货币层面和公共层面。这一理论体系的主题是，各种创新成果的运用是怎样推动经济系统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根本性质变。

新熊彼特理论的理论渊源

1、第一个渊源是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eter)的巨大理论遗产。熊彼特是强调创新重要作用的第一批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他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不仅描述了由于新事物的出现所导致的经济发展，而且用相当大的篇幅描绘了企业家在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在他后来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年)中，与时俱进，通过考察大工业企业研发部门的作用，认为创新变成了常规性业务，从而更新了他关于企业家引致发展的思想。

2、新熊彼特理论的第二个渊源是演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是关于发生在不同历史时代的经济系统的动态发展，因而要考虑路径依赖和不可逆性。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支点是由创造、选择和保留驱动新事物的出现和扩散。演化理论涉及的关键力量或者是生物的，或者是文化的进化。演化过程的结果，取决于包含着全部新事物产生的现实过程的不确定性。在演化经济学中，经济角色的学习和认知占据中心地位。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角色在不确定性和永远变化着的环境中努力学习和搜寻，知识积累的本质具有路径依赖特征。角色的异质性是新事物的一个重要来源，创新被当作由许多不同角色集体激励的过程。

3、新熊彼特理论的第三个渊源是复杂性科学。社会经济系统是典型的复杂性系统。过去20年，复杂性科学发展了描述和分析复杂性系统的工具，这些工具日益被应用于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新熊彼特理论是一个完美的运用复杂性方法的范例。在复杂性科学中，简单系统以极少的相互作用和反馈为特征，而复杂系统展现了各部分之间紧密联系和经常性的相互作用，这些作用与正反馈和负反馈相结合;简单系统是集中决策和掌权者决策，复杂系统拥有强有力的分散决策结构;简单系统可以分解，复杂系统不能分解，即忽视一个细小的部分，对复杂系统的理解会就出现一个剧烈的后果;简单系统行为能够被预测，复杂系统行为由于其相互作用和反馈引发的非线性而不能被预测。复杂系统的以上各种特征在新熊彼特理论中随时都能被发现。复杂系统行为的不可预见性—创新可以说是不确定性的结果，使人们能够运用复杂性方法来建立、分析和理解新熊彼特理论。

最后，系统理论的描述方法是新熊彼特理论的又一个灵感来源。在这里，学习和竞争被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和集体激励的过程。除了基于公司的经济角色外，诸如大学、其他公共研究实验室、制度框架、政府结构等角色成为发生在国家、部门、地区和公司的创新过程中的重要决定因素。

新熊彼特理论的基本特征

与新古典学派的总量分析、均衡分析、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分析不同，新熊彼特理论强调量变到质变的分析，强调动态的非均衡分析，强调介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产业经济分析。在经济系统的中观(产业)层次上，经常能够观察到对整个经济系统具有决定意义的结构质变的发生。

为了理解中观层次上驱动发展的过程，新熊彼特理论特别强调微观层面上的知识、创新和企业家。创新被看作推动经济运动的主要力量。创新是熊彼特方法优先的核心原则。创新竞争代替了作为利益协调机制的价格竞争的地位。在这里，价格机制仍然是有意义的，但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它并不象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那样处于中心地位。价格调节的基础是有限资源，创新则要克服原有的资源限制，建立一组新条件。在一定的资源限制下，任何一个经济系统不能仅有量的扩张。只有创新，建立一组新的条件，才能带来发展，才能带来经济系统的质的改变。

与创新具有不可分割联系的，是现实的不确定性将会对分析产生重要影响。系统变化的多种可能性的存在，使其中某种可能性确定变为现实而不再作为假设，取而代之的是这组可能性本身服从于意想不到的变化。由于创新和不确定性之间的这种本质联系，包含“潜在的出乎意料事件”的更加复杂的行为模型变得重要了。因此，聚焦于创新和不确定性是新熊彼特理论最为突出的标志。基于创新和不确定性，新熊彼特学派的绝大多数学者研究一个经济体微观层面的创新和学习行为、中观层面的创新驱动产业变化、宏观层面的创新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

从一般的观点看，社会经济系统的未来发展动力，包括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社会创新的广泛意义上的创新，被作为新熊彼特理论的标准化原则。代替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一组限制条件范围内的资源分配和效率分析，新熊彼特理论聚焦于摆脱和克服限制经济发展范围的条件和结果，从而更加关注社会经济系统的全方位开放和不确定性发展。

绝大多数自认为是新熊彼特派的学者，大体上都会认同该理论三个构成要素的规范性特征:(1)质变影响经济的各个层面。不仅必须考虑结构性变化，而且要考虑摆脱现存条件下阻碍发展的限制。(2)质变不是随时连续不断地出现，而是正常发展时期的均衡和根本性变化时期均衡不时被打破的相互交替。(3)质变过程表现了很强的非线性和正反馈效应，由此导致了新的模式形成和其他自然发生的结构形式，即它们并非是完全不稳定的。虽然在本质上，创新成功是以很强的不确定性为特征的。

显然，这些构成要素是一个有机的组合:模式形成是经济活动的有序机制，这或许包含了根据希克斯的市场出清的均衡解决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这些均衡在本质上是短暂的。从新熊彼特观点考察，模式形成与经济行动的暂时一致性相吻合。换句话说，正在出现的模式属于哈耶克(Hayek)的自然秩序和一致性。而且，这些模式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包括源自正反馈效应的动力，它开辟了剧烈而又根本变化的可能性。这种动态和非连续的结合导致了不时被打破的均衡和质变。

质变不仅在产业层面上表现非常明显，而且在经济的各层面、各领域都在发生着。所以，新熊彼特理论探讨的转变过程包括产业的、货币的、公共的领域。

新熊彼特理论的基本框架

从上述新熊彼特理论的特征可以看到，这种探讨对经济动态发展过程中的理解能够作出许多贡献。如果注意到经济领域的现实，则尤其如此。甚至可以说，不运用新熊彼特理论的观点，经济发展的复杂现象就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对于这些复杂现象探讨，是其他经济学派难以进行的，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遵循它的理性经济人和价格机制在一组限制条件内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这正好与新熊彼特理论的有限理性、创新机制、突破原有条件限制的视角相反。运用这种新视角，新熊彼特学派深入探讨了经济的动态发展过程，搭建了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

(一)整体架构

无论如何，在现阶段，新熊彼特理论探讨仍然还没有提供一个成熟和完善的发展理论。在最近几十年的绝大多数研究中，它首先集中在现实经济领域。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进步和经济增长显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源泉。然而，技术创新并不是唯一源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中。发展与货币领域和公共部门相伴，并受到它们的影响，也利用它们的影响。关于新熊彼特理论发展的阶段，公认的是还没有达到高度成熟。因为，新熊彼特学派的目的在于，探讨公共部门、金融市场、产业部门在共同创新基础上的整个经济系统的发展。换句话说，对于一个综合的经济发展的理解，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不同经济领域之间的共同作用。

新熊彼特理论由三大支柱构成:一是经济的物质方面;二是经济的货币方面;三是公共部门。经济发展在这三方面以共同演进方式、推进方式、阻碍方式甚至排斥方式发生。为了理解至关重要的共同演化关系，新熊彼特理论明确了三大支柱的托架，即它们的目标都指向未来，而未来具有不确定性。三大支柱之间的关系以一个非决定性的方式推动或者阻碍整个经济系统的发展。例如，只考虑到金融部门，可能会夸大实际部门的发展，导致危险的“泡沫效应”，引起整个经济的失败;或者考虑到公共部门不能应对全面的经济发展时，基础设施、教育等的滞后可能会成为经济系统发展的“瓶颈”。创新即新事物的采用包括全部领域，它不仅覆盖科学和技术创新，而且也包括全部的制度、组织、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创新。除了目标导向的创新外，过程导向的创新也要考虑到。因为，两者在时间上同时发生，且经济发展具有共同演化的本质。考虑到这点来理解创新，可以将新熊彼特理论定义为:新熊彼特理论是关于由各个方面和各种形式的创新成果的运用及共同演化所驱动的动态过程而引起经济系统根本质变的一种理论学说。这一定义包含了“质变”、“不时被打破的均衡”、“模式形成”三大基本特征。其整体理论框架见图1。

(二)新熊彼特理论视野中的产业发展

新熊彼特理论的关键点是经济系统在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质的根本转变。虽然转变在宏观层面上是很明显的，但在这个层面上难以分析和理解。不过，这些质变的根源能够在中观层面的产业动态上被发现。产业的动态潜在力量是在微观经济层面由新事物的创造和企业家决策所推动的。在经济发展史上，新产业反复出现，驱逐了原有产业，至少明显地改变了它们的相对比重。新产业的出现由创新驱动，由企业家的行动推进。

当前产业世界已经出现的结构和组织的最剧烈的转变，是由日益增加的知识的重要性所引起的，特别是与生产活动相关的科学知识和一个与日俱增的商业国际化的结合。以医药产业为例，在分子生物学方面的技术范例已经通过大量的并购，导致了早先的领头企业的消失，因而增大了小的技术导向新生物企业与已经很成熟的大医药公司之间的技术联盟，最终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剧烈改变。近年来，知识密集化和全球化广泛地成为产业和产业经济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此外，经济系统构成部门的剧烈质变，相关的竞争和制度的确立，导致了追赶和跳跃式的过程，影响着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在以生物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密集型为基础的产业，由于潜在知识基础的高度复杂性，竞争不再在单个公司之间发生，而是经常在角色网络之间发生。在这里，新知识被集体创造和传播。最重要的是，公司经常不再仅仅在价格领域进行竞争，创新竞争已经起到了支配作用。

竞争与合作同时指导着经济角色的决策。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迫使传统制造业公司变得更大。它们或者通过自己增大，或者通过国内、国际并购增大。同时，它们还被竞争迫使或吸引创新。为了应对复杂的创新过程所带来的压力，它们被迫寻找与小企业、新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进行合作。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可以经常观察到小企业对技术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贡献。发生在微观层面的创新潜在地影响着部门构成。开发新的思想吸引着企业家的能力。企业家与金融和科技网络具有良好的联系，科技、金融和企业家的结合最终导致新事物的广泛而又快速地出现和新产业的传播。

知识的产生和扩散过程源自于创新。但对一般性知识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作用的知识进行明确的区分，在新熊彼特理论中是完全必要的。在这里，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将知识作为一个不付费的公共产品已经不够了。新熊彼特理论强调知识的地方性和复杂性特征。集中于新知识的产生和扩散，从知识动力的观点看，剧烈的非线性过程进入了新熊彼特理论体系，决定着经济部门的发展动力和部门构成。

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存在的制度框架的不同，极大地增加了经济系统分析的复杂性。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呈现出突变性质和非线性特征。例如，成为经济现实部分的不平衡增长过程、追赶、交互跃进等，均属新熊彼特理论的重要内容。

(三)新熊彼特理论中的金融作用

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给出了金融部门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第一个启示。在他看来，除了创造性的企业家，承担风险的银行家是第二个最重要的经济动力。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和银行家的确应当被看作是共生关系:企业家为银行家开辟投资获利的可能性，银行家为企业家承担可能的风险。新熊彼特学派戴尼斯·罗伯特森(Denis Robertson)在《银行政策和价格水平》(1926)中强调了各种现实理论中的货币因素。在他看来，货币制度不仅是简单地反映现实力量，而且它对现实力量具有加强和削弱作用。

新熊彼特理论突出了实际部门和货币部门的共生和共同演化关系。排除银行家和银行系统，是不足以反映当代经济的多样性发展。除银行外，股市对努力获得资本的公司起到了明显作用。自18世纪末期以来，新的产业界对金融风险资本的需要量明显加速了股市的扩张。银行和股市的混合只是在私人普通股和风险资本公司出现后才得以扩展的。从根本上说，由于强烈地感觉到知识经济增加的技术经济机会与科学和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导致风险资本作为一种金融和技术知识的混合物，集中服务于为具有创新风险的开发公司获取资本。

这样的发展显然是新熊彼特理论关于金融部门伴随实际部门的增长而增长，并促进实际部门发展思想的实践基础。在新熊彼特理论看来，金融部门不能脱离实际部门单方面盲目扩张自己，由此应当对金融部门的发展进行未来导向，这种导向的必要性来自于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和实际部门企业家的长期目标。这是因为:第一，潜在的技术突破的短期信号可能在金融领域被误解，引起预期的正反馈。这可能导致金融市场上的“泡沫效应”，最后造成实际部门的崩溃。第二，为了降低不确定性，金融市场的角色被引导缩短他们的决策时间。如强制性的季度报告的采用或许可以提升控制的可能性，但同时却剧烈地破坏了实际部门的公司一方长期承担创新责任的可能性。

新熊彼特理论的未来目标使它有必要重新思考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的作用。在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中，这种作用被定义为稳定消费品价格或者低通胀率。反对通货膨胀的主要工具被看作是规范货币和流动性供给，固定短期利率。在新熊彼特理论中，这些工具仍然是重要的，不同的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一方面，货币和流动性供给的更高目标不是单纯的稳定物价，而是培育新熊彼特创新动力，这个创新动力是现代增长和发展的主要源泉和基础。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必须持续地考虑一个经济系统的实际部门和金融领域的共生关系。例如，一个廉价流动性的政策，初始目的是引导和加速经济增长，或许很容易将一个常规的新熊彼特过程转变成为一个极活跃的动态。由于这个趋势造成了金融方面及财产和能源市场上的爆炸性“泡沫”，巨大的投机资金进入市场，试图最大化短期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从新熊彼特的视角看，中央银行有一个观察和控制这种通货膨胀趋势的任务。对于现代经济来说，这种趋势比过去消费者价格膨胀趋势显得更加重要。对此，可用Amendola和Gaffard(2005)的话进行小结:中央银行面临的具有创新和增长变化过程的真正问题是，应对金融限制对实际限制的影响——这些限制决定着经济演化，从而最终决定着通货膨胀的发生——而不是它们的价格稳定责任的信用问题。

(四)新熊彼特理论中的公共部门

公共部门的存在及其必要性，能够从伴随每一种创新的不确定性的持续性和不可避免性中得到解释。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概念暗含着创新是一把双刃剑的思想:在每种创新过程中，都发现了胜利者和失败者。但要预先知道谁是创新博弈中的赢家和输家是不可能的。据此，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给各经济角色投下了“无知之幕”。从这个意义上讲，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的思想可转化为新熊彼特理论的内容。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能够同意“社会契约”，以应对创新过程的独特性和无法确切估量的后果。这个社会契约须由国家权威制定和执行。”在新熊彼特理论中，有足够的适用于公司角色的社会契约，规定对不确定性创新活动的支持和创新成功情况下的社会责任。

新熊彼特理论中的公共经济理论，除了指导偏离和设计各种公共活动(包括公共支出与公共收入)外，还包括激活经济发展潜力。在这个意义上，全部的公共干预都应仔细审查，看是否支持或阻碍经济发展潜力的激活，据此，引导公共活动的未来目标。两种类型的失败使这一目标陷入危险:一是早期抛弃很有前景的机会的危险;二是在耗竭的轨道上逗留太久的危险。这两种情形都会使未来发展的资源被浪费，需要政策干预。为什么经济和经济角色趋向于这样的失败呢?潜在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些原因经常来源于不确定性，潜藏于经济过程和新事物的复杂性本质。

新熊彼特规范性政策任务的一个例子是消费者决策的“优先欲望”选择，或许因为消费者会过低地估计他们在教育等方面的新消费活动，造成社会对一些相关的重要活动如研发等投入过低。这就需要公共部门提高经济角色对相关新商品和活动的益处的知识，支持消费者消费和使用，从而引导生产，发展新产业。第二个例子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是“创造性毁灭”过程。这经常与劳动者素质过时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会引起劳动力市场上剧烈的误配失业问题——新素质的劳动力不能被充分获得，素质过时的劳动力则大量存在。从新熊彼特视角看，劳动力市场的这种误配，不仅需要公共部门劳动政策的管理设计，而且需要公共部门积极的未来导向和知识基础设计。新熊彼特规范性政策任务的第三个例子源自于相互作用领域，尤其是应对国际政策协调日益增加的需要，新出现的经济领域挑战国际和超国家的政策协调。一方面，由于增长的市场和全球化，规模经济成为国家政策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国际竞争强有力地依靠专业化和分工:大经济区域的创造性潜能需要开发异质性的区域禀赋予以满足。因此，对于发生在经济领域的区域层面的专业化分工过程，政府应当制定和执行支持性的政策。

新熊彼特理论的发展通道

聚焦于创新驱动质变的新熊彼特发展理论，需要提供分析包括产业动力、金融市场和公共部门三大支柱的理论概念。创新和作为它的一个结果的不确定性，是每一支柱普遍存在的现象特征，它们之间也是内在关联的。只有当三大支柱共同演化被纳入考虑时，一种对发展过程理解的升华才是可以预期的。这可以用图2所示的新熊彼特发展通道概念予以解释。”

从新熊彼特理论的视角看，社会经济系统的多样性发展只存在一个狭窄通道，新熊彼特发展发生在两个极端之间的狭窄通道上。一个极端是未受控制的增长和爆炸性“泡沫”。另一极端是静止，即零增长和停滞。新熊彼特理论意义上的经济政策被假定为保持系统在一个“向上潜力”状态。为此，要进行“过热保护”(即防止宏观层面的“泡沫”爆发和微观层面的爆炸性增长)和“底层保护”(即防止宏观层面的停滞和微观层面的破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日本和德国很好地恢复了经济，而美国地位日益受到削弱。但数十年后，整个情况发生了变化，即日本和德国都从新熊彼特发展通道中掉了下来，而美国重新回到了通道内。这是什么原因呢?

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特殊的制度安排和组织形式并不是简单地复制早先成功的美国体系，而是代之以被证明是更加优越的形式。特别要强调的是，日本和德国为了产业部门的恢复和最终赶超而设计的金融部门的意义。两国的产业和银行间的长期关系特征与美国金融和产业的短期关系特征正好相反。在技术环境比较稳定时期，长期的责任关系极有利于大产业的经济发展。与此相应的是，劳动力市场及其制度导向一种长期关系。这与美国的有利于生产效率提高的雇佣政策形成对比。

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德国体系不能应对来自于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挑战。它的制度和组织设计被证明太僵硬，它的经济趋于图2中的停滞部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出现停滞，进入了零增长的10年。主要原因是金融部门过热，导致了投机“泡沫”，“泡沫”破灭后又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美国模式被作为活力和企业家的典型，再一次将美国经济推入“新熊彼特通道”的新增长时期。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技术密集型公司的高创造率与大量私人金融、研发企业的兴起相结合，导致了世界领先技术的成群出现，如著名的硅谷和“128”公路。所以，美国9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以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为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经过10多年的高增长之后，美国一系列缺乏监管的金融衍生品创新，严重脱离实际部门的增长状况，明显违背了新熊彼特理论的基本思想。过热的金融“泡沫”导致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又使美国经济滑出“新熊彼特发展通道”，并累及世界其他经济体，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新熊彼特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我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使国民经济系统发生了根本性质变。但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发展过程中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愈来愈大，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金融磨擦逐步加剧，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投资限制和贸易限制升级，一段时间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已经显现。以上种种情况，使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宏观层面的爆炸性“泡沫”和微观层面的爆炸性增长的风险。如果过度调控，则又存在宏观层面停滞和微观层面破产的风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将跌出“新熊彼特发展通道”。保障我国经济能够在狭窄的“新熊彼特发展通道”内健康运行，考验着宏观决策者们的智慧。新熊彼特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几点重要启示。

(一)产业规划和政策导向

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系统的中观层次，其动态过程对宏观层面的随机变化起着决定性影响。如果任由房地产业畸形扩张，其“泡沫”的正反馈效应必将使迅速吹胀的“泡沫”爆炸，巨大的产业关联效应将带来产业链条上众多企业破产，大量失业出现，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同时锐减，经济衰退。另外，如果仅从宏观层面采取紧缩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仅限制了房地产等“泡沫”产业的发展，而且也抑制了“瓶颈”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在进行产业规划，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瓶颈”产业的发展规划时，应从产业层面上将国民经济系统划分为逐步淘汰产业、限制增长产业、正常发展产业、重点发展产业，并对不同类型的产业实施差别政策。如对需要发展的产业特别是重点发展产业，给予财政、金融、土地等方面的扶持，对逐步淘汰产业和限制增长产业进行抑制。这是当前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将经济保持在狭窄的“新熊彼特发展通道”内，并朝“向上潜力”持续移动的关键环节。

(二)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导向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由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活动推进的。创新企业面临技术、市场、生产等一系列不确定性风险。为提高创新企业的成活率和促进创新企业健康发展，许多国家采用了科技企业孵化器形式，在物业、商务、投融资、技术、管理等方面，为在孵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从1987年我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服务中心诞生之日起，经20余年，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企业孵化器大国，走过了一条引进、复制、学习、创新的发展道路。科技企业孵化器已经成为我国培育科技企业和企业家、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载体，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着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政策支撑体系很不健全、相当部分孵化器只注重房地产开发和租赁经营而迷失目标、在孵企业疏于孵化、毕业标准模糊、管理机制和经营机制尚待完善等一系列问题。为此，需要在整体规模推进、突出科技创新目标定位、强化资金技术服务、服务组织体系网络化、完善经营管理运行机制、提高孵化质量上有新的突破，打造国际一流的科技企业孵化器群。

(三)创业板市场导向

创新企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给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投下“无知之幕”，因而对中小科技创新企业的投融资贷款裹足不前。由于没有可靠的融资渠道，严重制约了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据统计，我国发明专利的商品化和产业化率只有1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国外解决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融资的主要成功模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