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玛利亚人困境-经济百科

什么是撒玛利亚人困境

在家庭内部，如果利他的父亲没有“最后话语权”，就会面临“撒玛利亚人困境”，使利他行为在配置家庭资源时产生经济无效率。通过扩展父亲利他主义的范围，在一个父子动态博弈模型中引入慈善捐赠和遗产税作为约束机制，对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父亲—儿子的财富结构满足一定条件下，慈善捐赠和征收遗产税的联合作用能够使父亲避免“撒玛利亚人困境”，改进家庭资源的配置效率。

撒玛利亚人困境提出背景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确立了自私的“经济人”假设在主流经济学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可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考察，包括亚当·斯密本人在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发现，人不仅有自私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尤其体现在家庭内部父亲对孩子不计回报的付出。此后的200多年，很多经济学家尝试建立主流经济学框架来分析人类的利他行为，但进展非常缓慢。直到20世纪70年代，Becker(1974)把“利他”作为假设引入到主流经济学范畴，对家庭内部的个体行为进行了开创性分析，得出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Becker，1976，1991;Pollak，2003)。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坏小孩定理”(ROTTen Kid Theorem)：在家庭中，父亲对孩子具有利他倾向，而孩子是自私的，如果父亲可以观察到孩子的行为再决定是否对孩子进行财产转移——即父亲对于转移财富具有“最后话语权”(Last Word)——那么，无论孩子有多自私，他都会表现得像“好孩子”一样，选择一个可以使整个家庭收入最大化的策略。“坏小孩定理”表明，利他偏好者不需要设计任何激励机制，就能引导自私的组织成员追求整体福利的最大化。但是，这个定理的成立需要条件。Hirshleifer(1977)指出，只有当父亲可以确保“最后话语权”时，“坏小孩定理”才成立。Bruce & WalDMan(1990)进一步指出，当“最后话语权”失去时，父亲就会面临“撒玛利亚人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私的坏小孩就会故意不去积蓄，而是过度地依赖父亲的援助。因此，父亲的利他行为最终会导致家庭内部中资源配置的经济无效率。

撒玛利亚人困境出现的原因

促进利他配置资源的经济效率已经成为家庭经济学中的焦点问题，相关研究成果能够应用于国际援助、政府救助、家族企业等诸多问题。国内学界在家庭经济学领域涉猎较少，研究相对缺乏，所涉及的文献(杨春学，2001;叶航等，2005;徐萌娜、周生春，2008;王明琳、徐萌娜，2011)在介绍利他主义经济学中提到了“撒玛利亚人困境”，但未对其展开分析，更缺乏对“撒玛利亚人困境”进行福利改进的机制设计研究。对于这个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Futagami et al(2004)发现，政府可以通过策略性的转移支付安排使父亲去世时不留下遗产，从而激励孩子努力积蓄，有效避免“撒玛利亚人困境”。Ghosh & KAraivanov(2008)通过引入委托-代理模型发现，如果父亲与孩子可以通过相互磋商来订立家庭合同，那么利他配置家庭资源的经济效率就能改进。另外，还有很多文献(Alger & Weibull,2010; KOPCzuk,2012; Barczyk & Kredler,2014)从机制设计上给出了不同的避免和促进利他配置资源效率的方法。

由上可知，一旦利他偏好者失去“最后话语权”，利他偏好者对自私者约束的机制就会失去，自私者只会按照其利己目标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撒玛利亚人困境”就会出现。只有在家庭经济中重新设计另外的约束机制，才可能在原则上避免“撒玛利亚人困境”出现。那么，除了上述接近理想的制度安排以外，还可以引入什么样的约束机制，使父亲在失去“最后话语权”的情形下不至于陷入“撒玛利亚人困境”呢?什么样的家庭和社会机制才能对自私的儿子形成约束，从而改善家庭内部的经济效率呢?这是本文的研究主题。

如何避免撒玛利亚人困境

基于上述改进“撒玛利亚人困境”中利他行为的资源配置无效率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在引入约束机制中做了两点改进：其一，通过扩展父亲的利他偏好来引入一个约束机制。即假设父亲不仅对家庭内的小孩是利他的，还对家庭外的整个社会具有利他倾向，因此，父亲具有将遗产通过慈善捐赠的方式转移给社会的动机。其二，通过引入遗产税这一外部激励形成一个约束机制。即政府可以通过征收遗产税来鼓励慈善捐赠。这两个改进都有理论渊源以及相应的社会现实背景。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有社会慈善组织54.1万个，社会慈善捐赠总额预计将突破1100亿元，比2012年的总额有将近25%的增长。蓬勃发展的慈善事业激发了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对慈善的研究兴趣。当然，这些研究当前还主要集中在对慈善捐赠“利他”动机的讨论上(Andreoni，1989，2006;郭建，2009)，或着眼在对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实证分析上(山立威等，2008;高勇强等，2012)。本文支持慈善行为是出于“利他”动机的观点，从而将慈善行为纳入到父亲的效用函数，讨论其对家庭资源配置的影响。同时，遗产税作为影响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政策，当前被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可是，我国学界对遗产税问题的探讨仍然以定性分析为主(黄朝晓，2013;贾康，2014)，缺乏理论基础和理论标准。本文将遗产税作为影响慈善捐赠行为的重要变量，考虑征收遗产税这一外部激励对家庭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完全信息的、父亲具有扩展的利他倾向但是没有“最后话语权”③的父亲—儿子两期动态博弈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家庭的经济效率以及父亲可能面对的“撒玛利亚人困境”。最后，引入遗产税作为经济效率改进的约束机制。本文的结论包括：第一，在扩展的利他模型中，父亲和儿子的策略选择与父亲—儿子财富结构密切相关;第二，在没有遗产税的情形下，即使父亲可用慈善捐赠来约束儿子的自私，可是家庭资源配置也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第三，基于慈善捐赠机制的存在，当政府开征遗产税之后，在特定的父亲—儿子财富结构下，可以避免“撒玛利亚人困境”，进而使得利他的家庭资源配置中达到帕累托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