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

一、经济结构性缺陷

1.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

欧元区的各个国家经济差距较大，区域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其中，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经济较为发达，而希腊、爱尔兰等外围国家经济较为落后，德国的GDP占欧元区GDP总规模的20%，德法意三国占比更是高达50%。在成立欧元区之后，德意法等核心国利用制度的原有优势、技术和资金优势，乃至所谓“地区意识和价值优势”，享受着地区整合和单一货币区域的好处；而在欧元区核心圈的外围，希腊、爱尔兰等国形成了比较劣势带。在单一货币区内，统一的货币政策更加倾向于德意法等国家的经济目标，从而导致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愈发严重。

2.各国产业结构不合理

首先，希腊、爱尔兰等国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配置效率的低下导致经济较为脆弱，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希腊等国进入工业化的时间较短，且受自然资源的限制，因此整体结构不尽合理，对工业制品进口依赖度较大，其出口产品以农产品、资源性初级加工产品以及金属制品为主，缺少附加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随着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其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受影响较大，欧元的升值也打击了其出口，导致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希腊的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竞争不充分，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处于垄断地位的希腊公共企业改革阻力较大，公用事业市场开放相对滞后。希腊的国有企业不仅自身效率低下，服务质次价高，成为财政包袱，而且政府为了拉拢选民，赢得大选，还不得不大力扩展公共部门，进一步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爱尔兰从加入欧元区以来，一直被誉为欧元区的“明星”。在次贷危机以前，其经济增速一直显著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但是爱尔兰的经济以出口为主，比重占整个国家经济的70%，这意味着爱尔兰出口的提高是以降低其国内消费为代价的，爱尔兰经济过度依赖出口行业导致爱尔兰在次贷危机后遭受重创。

其次，税收制度上的缺陷导致经济波动风险增加。希腊的地下经济规模世界闻名，据世界银行2003年的报告，希腊地下经济占GDP总量的比例高达35%左右，希腊政府每年因偷逃税行为损失的财政收入至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与希腊不同的是，爱尔兰采取了低税率政策来吸引外商投资，其企业税率只有12.5%，而德国是30%，法国是33%。低税率一方面减少了政府收入，另一方面在经济繁荣时期导致过大的货币流动量，使得经济泡沫化，而在次贷危机爆发后，FDI的流出更对经济造成了较大打击。

3.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信贷，房地产泡沫严重

希腊90%的家庭财富是以房地产形式存在的，私人住宅投资占希腊投资的20%左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西班牙同样也出现了房地产泡沫。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西班牙的地产产值占到当年GDP的17%、税收的20%，建筑业从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2.3%。西班牙外资12个月累计投资房地产总额占GDP的比例在2003年一度达到90%，经济危机爆发后，FDI大量流出，目前该比例仅为35%。

爱尔兰的情况略有不同。爱尔兰采取了较低的税率吸引大量的FDI，加上每年的贸易顺差，导致流动性泛滥，房地产价格连续10年上涨，泡沫严重。截至2009年，爱尔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金额的存量达2100亿欧元；另外爱尔兰每年都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2009年的贸易顺差是387亿欧元，这两项合计就是2487亿欧元。从2000年开始，爱尔兰房价指数一路飙升，到了2007年，该指数从70上升到140。

房价上涨对居民形成正财富效应，提高了消费者信心，居民消费增加又带动了经济增长。但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失业率高企，银行业坏账率激增。在此环境下，债务危机的爆发难以避免。

二、欧元区体制的弊端

欧元区的成立在促进欧元区成员国间的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希腊、爱尔兰等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后，享受到了欧元区使用单一货币的好处，比如消除汇率浮动、促进跨境贸易和促进跨国就业等，使得政府和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更加便利，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更加顺畅。但是，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置于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内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也为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1.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步调难以一致

欧元区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后，成员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但是财政政策仍由各国政府独立执行。这就造成由超国家的欧洲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由各国政府执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这一体系也成为欧元区运行机制中最大的缺陷。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主要的政策工具，两者通过不同的政策指向与调节机制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节。欧洲央行的目标是维持低通胀，保持欧元对内币值稳定。而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则着力于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等，在失去货币的独立性之后，成员国只能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应对各项冲击。这就意味着欧洲央行和各国政府财政政策的目标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性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各国政府在运用财政政策时面临着遵守“马约规定”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两难选择。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爱尔兰等国的政府赤字本就偏高，加入欧元区后希腊、爱尔兰等国并没有紧缩政策、削减赤字，却利用较为低廉的融资成本大举扩张财政预算，以刺激本国的经济发展。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缺乏独立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解决就业的重任就完全落在了财政政策上，政府不得不扩大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结果赤字更加严重。

2.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使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成为难题

作为多种增长模式和多种发展速度共存的经济联合体，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欧元区的东扩，转轨中的中东欧国家逐渐加入欧元区，更加加剧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统一，德国、法国的经济开始回归正常，而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经济复苏之路曲折。各国对货币政策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是欧洲央行显然难以同时兼顾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单一货币体制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3.集体决策制度与各经济体利益之间的冲突

欧盟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系列超国家机构基础上的，各成员国常常在机构设置、席位分配、表决机制等问题上争论不休。欧元区与欧盟密不可分，在关系到经济联盟内外的重大决策中都由这些超国家的机构协调解决，这样的机构设置注定了危机爆发的命运。

4.最优货币区的困境

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1961年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无疑为货币联盟从设想到欧元的实际流通提供了指导。根据蒙代尔的构想，经济调节可以在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进行，而最优货币区的最大制度性溢出，就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无障碍流动，从而达到效率最优。但是，欧元区的现状却与此理论有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货币区内的生产要素发生了变化。生产要素主要包含商品与劳动力，现代金融学则为生产要素增加了资本流动。从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来看，欧洲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事实上仅局限于相对狭小的地理区间，或者是某些特殊职业。欧元体系只是在制度上放松了人员移动的管制，允许自由移动，但鉴于各国财税独立，无法形成统一的社保制度，并不能真正确保区内劳动者的自由移动。同时，在现代金融体系下，资本在开放的经济体内快速流动，并不受到更为严格的管制，造就了某些地区经济的泡沫化，加大了欧元的整体负债风险。

其次，货币区成员国社会结构模式存在差异。从欧元区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与社会结构并不协调。理论上看，按照加入欧盟和欧元的标准，欧元区似乎可以作为一种整体社会模式，但事实上，欧元区国家差别非常巨大。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南欧国家中，葡萄牙退休金占GDP比例为12.9%，希腊为11.5%，意大利为10.9%，西班牙为10.8%，奥地利为9.2%，荷兰为9.1%，而德国仅为6.9%，南欧国家该项指标平均水平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1.5%；而如果以退休金与社会福利支出总计分析，葡萄牙的支出达到财政总支出的71%，意大利为65%，西班牙为63%，希腊为64%，均高于欧元区的平均水平。另外，以公共开支占GDP平均比例水平看，在欧元区，德国仅占43.7%，荷兰为45%，卢森堡低至37.7%，而意大利为48.7%，希腊为48.3%，均高于区内平均水平46.8%。这些数据意味着，南欧国家在目前状态下，既无法再扩大公共开支以便与欧元区其他国家拉开差距，同时，其已经形成的社会福利与退休支出，将继续困扰其国家主权债务。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主权债务危机不仅是因为一个国家债务量大而引起的，更是由于一个国家因债信评级下降，投资者害怕该国没有能力偿还这些债务而引发的危机。面对这场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最根本的原因是欧元体系的问题。

欧元体系从诞生伊始就带有先天的缺陷：欧元区的成立就有了统一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统一决定欧元区的货币政策；但是它的财政政策却由各国政府自己控制。这次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明显暴露出欧元区在货币政策上统一而在财政政策上不统一的弊端。各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缺乏协调机制。欧元就像一个瘸子，不仅对区内成员国财政状况缺乏有效控制，而且当一成员国出现危机时，又像一盘散沙，导致区内成员成为金融市场上投机者轮流攻击的对象。这次危机爆发后，救助过程中各国政府争吵不休.而日各有各的打算.导致数月才出台希腊救助机制，这也被看做是希腊债务危机不断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对于欧洲“笨猪四国”或“群猪五国”这样一些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来说，不可能采取传统的本币贬值的办法或降息的办法来加以应对。

第二，危机国家自身的原因。

一方面，希腊等欧元区国家经济存在结构性弊端，竞争力下降，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等问题；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金融危机中扩大开支以刺激经济增长。金融危机袭来，弱点暴露无遗，结果收入下降，债务激增。

第三，一些欧元区国家财政纪律执行不严，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蔓延时放松财政监管，导致债务飞速增加。

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对欧元区成员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但自欧元区1999年成立以来，包括德国在内，就不断有成员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超标，欧盟内部虽然对此存在激烈争论，也出现过黄牌警告，但最终处理的力度不够。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的经济危机当中，为了刺激增长，阻止衰退，保证就业，欧盟委员会对于欧元区成员国大量举债的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第四，对冲基金兴风作浪。

正是由于一些国际投资者借希腊债务危机事件炒作，才不断抬高了希腊政府的融资成本。对冲基金大鳄索罗斯甚至公开警告说，如果欧盟不解决财务问题，欧元将会土崩瓦解。

第五，评级机构是此次危机的加速器。

在笼罩全球的希腊债务危机，进而引发的欧洲债务危机阴云中，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所扮演的角色备受争议。正是由于标准普尔下调希腊和葡萄牙主权信用评级，把希腊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BBB+”下调至“BB+”。归入“垃圾级”，而葡萄牙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跌至“A一”，发展前景为“负面”，这一举动而引发了欧洲股市大跌，给欧洲债务危机火上浇油。许多人担心，如果三大评级机构进一步下调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很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和蔓延。葡萄牙政府宣称，评级机构对其主权信用评级做出了不负责任的判断，对投资者产生了误导。

目前在国际评级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两大公司：标准普尔和穆迪，都是美国公司。美国在评级事务中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美国的信用评级公司监管着全球市场，但自己却可以不受任何约束，而且对本国公司却异常宽容。在2007年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中，美国银行业损失巨大，却从不见标准普尔或穆迪降低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评级机构违背利益冲突原则，他们受雇于债券等发行方，对一些复杂、高风险的投资产品给予了很高的信用评级，导致这些投资品分散世界各地。②而正是美国评级机构向市场提供了虚假信息，他们在美国次贷危机苗头显现时，未能及时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从而导致损失扩大，助长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最终使得危机全面爆发。

欧洲的救市计划

(一)欧盟成员国的救市计划

1.“自愿双边贷款救助计划”

早在2010年3月25日，欧元区成员国就希腊债务危机提出了一项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参与的“自愿双边贷款救助计划”，但是这项计划的实施是以欧元的稳定与否为前提的。只有在欧元陷入最危急的情况下才可以采用。这也说明，欧盟对希腊债务危机的程度估计不足，认为希腊债务危机不会扩大。因此该计划也只是道义上的支援，目的也只是加大市场对希腊的信心，以便让希腊在金融市场上能以同等条件筹措到资金。但事与愿违，希腊债务危机并没有因此而减弱，而是开始向其他欧元国蔓延。

2.欧元区财长就三年救助方案细节达成一致

2010年4月11日，欧元区财长就一项针对希腊危机的三年救助方案的细节达成一致，三年总金额为1100亿欧元。第一年救助总额达到450亿欧元。其中2/3由欧元区成员国承担，而其余的150亿欧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付。德国2010年承担的金额达到84亿欧元。在该方案公布后，希腊又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筹措到资金，以解决国内巨大的债务问题，但是为此希腊要支付更高额的利息。2010年4月23日，希腊政府正式申请该援助计划。未来三年希腊必须筹措到1200亿欧元，才能避免国家破产。而如此高额的数目，以希腊当时的情况是不可能靠自己做到的。

如果希腊陷入国家破产的局面，那对于欧元区以及欧盟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作为一直致力于欧洲一体化以及货币一体化的德国更是不能见到这种局面出现。2010年5月3日，德国方面同意了该援助计划。5月4日，德国联邦银行承诺将购买希腊债券。5月7日，德国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通过了援助希腊法案。5月12日希腊获得了该救援计划的一部分资金，来自IMF的55亿欧元资金。

3.7500亿欧元救援机制

随着越来越多的欧元区成员国卷入债务危机，欧元兑美元的汇率连续下跌以及欧美股市的暴挫，特别是希腊被降至“垃圾级”之后，欧元的稳定遭到了11年来最大的冲击。为防止债务危机迸一步蔓延，维持欧元及欧元区经济的稳定，欧盟再次重拳出击。2010年5月10日，欧盟出台了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试图为可能步希腊后尘的其他欧元区国家构筑一道“防洪堤”，以遏制危机的发展，保持欧元区的稳定。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开表示，德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欧元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