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经济思想史的意义

人们会问，研究经济思想史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只要想到各个历史时期总有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不断地对当时的经济问题寻求答案和解决办法，这些答案和解决办法有的经过加工和补充，有的被否定，并且随着时代的改变，新的问题提出了，要做出新的分析和解答，就知道经济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它有来龙去脉，不研究它的发展史，就不能了解今天的经济理论是通过怎样的曲折道路形成的。事实上，今天的经济理论，不论它如何严密和完美，如果不讲它以往的发展历史，就不能充分理解它现在的严密和完美。这是从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来说。其次，任何学科都有“温故而知新”的作用。过去的理论在解决什么问题上成功了?为什么成功了?如何成功了?反之，失败的原因何在?过去这些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对于理论工作者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以上所述，可以说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一般意义。下面还想对两个问题的意义来说一说。

(一)研究经济思想史对于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先说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什么以及研究它的必要性。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有两段很透彻的论述：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

这就是说，不但要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还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对人类各种社会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研究，可以对于某一社会生产、交换、分配等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得到清楚的说明。举地租为例来说，单单研究资本主义地租的形式是不够的，必须研究在资本主义地租形式发生之前的封建地租的各种形式的发展，并把二者进行比较，才能对资本主义地租，同时也对封建主义地租，有充分的理解。如恩格斯所说，在这方面，马克思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生产各形态”的研究，如《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资本主义以前的形态”，“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的研究等。以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于古代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和发展作了系统的研究，再以后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对于封建主义经济的基本特点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也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以上这些都是恩格斯所说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人类各种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即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到现在为止，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如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尚无继马克思、列宁之后进行大量科学研究的著作。苏联在50年代有波尔什涅夫的一本《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纲要》出版，但内容不能说是很充实的。因此，这一方面的工作，尚须经济学界作出巨大努力，才能有所成就。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如此长久，文献资料如此丰富，著述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应该是责无旁贷。

说到这里，就要说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研究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要想一想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他是如何从研究和批判资产阶级学者所著各种经济学说开始的，就可以明白了。马克思在创立他的剩余价值学说过程中，研究了所有资产阶级古典的和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吸取了其中具有科学意义的部分，而舍弃了和批判了庸俗的部分。这样做，也是为了验证他所创立的理论的科学性。完全有理由从此吸取教益，就是除了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自身的研究需要而外，为了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必要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思想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学说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充分的研究。即使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思想和学说，由于思想家受所处时代和地位的限制，不可能提出一些关于经济规律的理论，但也不能说其中没有一些合理的、反映客观实际的理论。吸取其合理部分而批判其辩护性部分，这是研究这种政治经济学所不可缺少的工作。显然，这种工作是不能离开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思想的研究的。

(二)研究古代经济思想的意义

从整个历史研究来说，厚今薄古是原则，这在中外都是相同的。原因很简单，历史越靠近现代，情况越复杂，同当前问题的关系越密切，而很多专题尚有待于研究。但是厚今薄古，并不意味着否定古代史的研究。薄古不等于鄙古。与此相反的，就是厚古薄今的态度。虽然持这种态度的人不是很多，但也并非没有。可以说，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中，厚古或者说复古思想与否定古代或者说鄙古思想这两种相反的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至少可以说是存在过的。因此，这就存在对于研究古代经济思想意义的认识问题。由于在现阶段，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尚有重视的必要，所以讨论这个问题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复古思想把古代思想当做神圣的东西来供奉，认为解决今日各种问题的原则，都可以在古代思想中找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证，是袁世凯时代及稍后军阀时代有些人所提倡的兴孔教和“读经”。著有《孔子及儒家的经济思想》一书的陈焕章，就是当时主持孔教会的人物。当然，现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者不大可能再出现这样的人，但是只要有一些复古思想的残余存在，就不能正确对待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关于否定研究古代经济思想的意义的例子，我们可以举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杜林所持观点来说明。杜林说：“关于古代的科学的经济理论，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可以奉告，而完全非科学的中世纪，则对此更没有什么可说的。”杜林还说，亚里士多德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的论点，“不但表达得很迂腐，很有学究气味”，而找到这种区别的人，还未免有些“滑稽”。这是对古代经济思想和研究古代经济思想持完全否定态度的例子。对于这种态度，马克思、恩格斯作了严肃的批判，说在杜林那里，“希腊古代思想实际上只具有最通常的观念”。但马、恩对古希腊经济思想如何评价呢?他们对它有高度的评价，其说如下：

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也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这只是因为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他们也和其他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

这是对古希腊经济思想的总的评价。对于古希腊各个思想家的经济思想，马克思也进行了研究。如对于柏拉图的分工学说，马克思说：“古典古代对于分工的见解，是和现代的见解形成‘最严格的对立’。”又如对于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商品交换时提出按“比例相等”的见解，马克思说：“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研究古代经济思想的意义，都十分重视，并且对它进行研究，最后作出确当的评价。我们应该学习马、恩的这种研究态度，而反对上面所述的复古和鄙古的态度。